群体焦虑的传播动因：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基于微信育儿群的研究
摘要 本文从媒介可供性视角出发，研究微信群聊的技术可供性如何影响主体焦虑的形成和群体焦虑的弥散；基于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育儿微信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在线观察和线下访谈，从基于社会比较的主体性焦虑和基于情感氛围的习得性焦虑两方面剖析群体焦虑的传播动因。微信群的低成本情感书写、强关联和弱社交相结合、个体叙事偏好、负面情感偏向等技术可供性，一方面推动个体在社会比较的压力下形成主体性焦虑，另一方面促使群成员在群体情感氛围的潜移默化中感染习得性焦虑，从而为群体焦虑的形成提供了传播学进路的阐释。
关键词 媒介可供性；群体焦虑；微信群；社会比较；情感氛围
焦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性体验[1]和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2]。作为个体情绪和群体心态的结合体，焦虑既具有典型的个体体验特征，滋生于压力与努力之间的抗衡；又同时是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不同群体中普遍而深刻的景象，受制于技术与传播情境的裹挟。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界在群体心态和社会心态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但在传播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今天，尤其是微信这样的新媒体迅速占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当下，社会心态的传播规律可能面临质的嬗变。微信作为中国社会移动场景中的显著存在，最极端地呈现了媒介弥散性地潜入日常生活的动态之流。[3]微信群作为当下嵌入个体生活最深刻、最广泛的虚拟社群形态，是群体心态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力量。在社会交流模式面临嬗变的当下，有关群体心态的建构过程和传播动因的探讨成为必要。
中产阶级的焦虑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获得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焦虑作为一种群体心态，在中国社会存在典型的阶层差异。低社会阶层表现出生存焦虑，中产阶层的焦虑主要来自于对向下流动的风险隐忧，而资产阶层的焦虑则主要围绕财富安全和社会地位。[4]中产阶级的焦虑最为沉重，一方面是行为标准难以遵循，一方面是觉察到支撑这些标准的价值已不存在，中产阶级便深受其困。[5]“标配生活”高压下的中国式群体焦虑成为当下中国中产阶级心态的重要侧写。[6][7][8]
无论焦虑的对象和动因如何，群体焦虑已成为逐渐扩散至各阶层的心理现象，并可能上升为当下一种突出的社会心态。焦虑正从弥散在不同社会个体中的、可短期调整的心理状态，逐渐泛化为分布于不同社会群体甚至整体社会层面、亟需进行调适的宏观社会情绪。而媒介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新传播革命深刻改变了主体焦虑的研究语境，传播交往关系的变迁正在重塑传播主体的结构性焦虑。[9]本文试图在媒介可供性和群体情感传播视阈下探讨微信群的沟通情境和互动方式如何建构与重塑群体焦虑，为焦虑情绪由个体向群体的弥散提供一种传播技术视角的阐释进路。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传播技术革命和传播结构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主体基础，既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类主体本身。关于新媒介技术与主体焦虑的一项研究总结了西方学界研究人与技术关系变迁的三种视野。[10]一是媒介技术批判的视角，探讨新媒介技术如何消解了主体理性进而引发身份危机、合法性危机等主体焦虑症候。[11]二是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剖析媒介信息技术如何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进而影响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建构和自我认知。[12]三是媒介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关注媒介依赖和数字文化导致的群体性孤独、社交障碍、焦虑泛化等心理及精神困境。[13]
上述宏观和中观视野为我们反思人类主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起点。本研究则试图从微观视野解剖媒介交往与群体焦虑的关系，以泛化的新媒介技术为背景，但同时聚焦微信群的具象传播空间；以传播主体的结构性焦虑为出发点，但重点关注群体互动场域中的焦虑情感体验。媒介可供性正是解释传播主体与传播技术互动关系的微观视角。
（一）媒介可供性与群体情感传播
可供性概念最早由进化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指环境为行动者提供的可能性。[14]可供性既不属于环境，也不属于行动者，而是反映行动者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取决于行动者对环境特征的感知。[15]技术可供性，指技术为人类提供的行动可能性。也就是，人通过某种技术具体可以做什么。[16]社交媒体作为当下最备受关注的媒介技术之一，其可供性反映了社交媒体技术特质与作为个体的行动者意图之间的双向互动。[17]
媒介可供性的研究既有针对广泛意义互联网、社交媒体、虚拟世界、在线社群、网络游戏的，也有关于具体媒介平台如维基百科、“第二生活”游戏的。过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交媒体技术可供性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后果，包括对公共服务[18]、组织传播情境下的知识分享[19]、在线知识生产和共享[20]、激进运动[21]等的影响。
根据Karahanna等对以往研究的总结[22]，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个方面。1.自我展示，指社交媒体给个体提供了自我呈现和自我揭露的技术可能，如个人档案、角色扮演。2.内容分享，指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与现实中无关联的他者进行信息共享的可能，如在线问答、网络日志。3.环境互动，指社交媒体环境中个体可随时移动、调整或转换所在的虚拟情境，如在线游戏中可自主创造或选择场景。4.在场示意，指社交媒体允许用户以某种方式明确自身的在场和了解他者的在场状态，如QQ的在线、隐身等功能，微信的“在看”功能。5.关系组建，指社交媒体拥有多种构建关系网络的功能，如发送好友请求、关注、发起群聊等功能。6.浏览他人，指社交媒体平台通过不断推送有关他者的消息去刺激和强化对他者的浏览，如新消息提醒、朋友圈更新提示。7.可沟通性，指社交媒体在众沟通情境下也同时提供私人直接交流的可能性，如手游玩家在线语音通话、微博私信。8.可合作性，指在多用户合作生产内容或任务导向情境中社交媒体为协同和合作提供的技术便利，如多用户协同编辑文档、百度百科开放编辑词条。总体来看，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可分为两类。[23]一类是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从单独个体出发的行动指向，不涉及他者，如自我展示、内容分享；一类是多重中心的（allocentric），涉及使用情境中的多方个体，具有社交性、社会化特质，如关系组建、可合作性等。
媒介可供性或是互联网情感效应的有力解释视角。数字技术的某些天然特征可能拥有左右情感的特殊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很多时候是主导性的。[24]互联网时代的公众是一个情感共同体，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是“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s）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25]媒介可供性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消解社会生活与公众行动的核心前提[26]，通过社交媒体的情感勾连为群体情境的传播提供动力。在新媒介技术将个体建构为新型“媒介人”的现代，主体焦虑正成为媒介化生活方式挥之不去的“麻烦” [27]。但有关社交媒体技术可供性究竟会对群体情境下的情感传播带来何种影响，现有研究则缺乏深刻探讨。
（二）问题提出
对于焦虑的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取向存在显著差异。医学研究重在揭示焦虑的症状、诊断、机理等，心理学多注重解释焦虑情绪发生的个体机制和引发的个体层面的后果，社会学则探讨群体性焦虑的社会后果和影响因素。而焦虑由个体情绪扩散成为群体心态的传播学动因则缺乏探讨。
从个体层面看，焦虑的对象通常是模糊的、未知的、未来的威胁和困难。[28]而个体焦虑的动因可从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等多种视角进行解释，包括内在困惑、疏离、心理混乱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等。[29]从群体层面看，焦虑不单由偶发的个人经验引起，也依赖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30]；焦虑正成为一种时代症候[31]，由个别成为普遍，由隐形变为显性，由单维转为多维，最终由个体性转为群体性[32]。
而关于群体心态的传播学阐释仍欠缺理论积累和方法突破。尤其是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全方位席卷日常生活的今天，群体心态的形成和传播机制将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亟需经验材料的解释。新媒体对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态的影响，主要在于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变动性和互动性的增强，尤其是新媒体的建构性特点前所未有地鲜明起来。[33]本研究正是以微信群中的焦虑情绪为观测窗口，试图探讨虚拟社群情境中群体心态的可建构性和可传播性。
社交媒体的技术特质和焦虑传播的群体情境的组合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一方面是社交媒体的技术特质会对个体焦虑的传播与建构施加何种动力，另一方面是群体传播情境与社交媒体可供性的双重作用将如何影响群体心态的形成和固化。本文试图从媒介可供性入手，尝试从微观视角探索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在群体心态视阈下探讨传播技术和传播情境对焦虑的建构，剖析微信群的技术可供性如何影响个体焦虑和群体情感互动进而使个体情感体验弥散为群体焦虑，为焦虑的群体性扩散提供传播学路径的阐释。
本研究的问题包括：微信群的传播场域中，焦虑是如何嵌入个体间的互动被建构和传播的？微信群的传播实践又如何在包容、消解和重构个体焦虑的过程中促使弥散性的群体心态形成？微信群的参与个体如何理解和利用微信群聊的技术特质并与技术互动？微信群的技术可供性最终如何促进了个体焦虑在群体沟通情境中的传播放大？关注的重点是群体焦虑的传播动因与技术建构，核心追问是焦虑如何突破个体的存续状态而通过技术的建构、重塑与传播上升为一种群体心态。
二、研究方法
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以育儿类微信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育儿类微信群中焦虑情绪的个体生成和群体传播。近年来有关育儿的现实困境和母体焦虑的研究大量涌现[34][35][36]，“中国式育儿焦虑症”成为热词。有研究尝试基于微信民族志和微信育儿群的在线观察洞察育儿焦虑。[37][38]基于微信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通过对微友话语、文本的“田野作业”式关注和记录，是观察人们数字生活的数字空间中情感传播的重要科学方法。[39]
笔者于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间追踪观察了9个育儿类微信群。最小规模的群有65位成员，最大规模的群有372位成员，平均群成员数量为136。研究者负责观察和记录群中互动与信息文本，不参与传播、不发表观点，最小限度地减少对微信群现有交流模式的干扰。选择多个而非单一的某个特定微信群，目的在于通过覆盖不同类型的育儿类微信群以扩大样本的异质化程度。育儿事务涵盖成长记录、知识学习、资源提供、信息交换、购物引导、情感支持等各个方面。育儿类微信群常是多功能定位、面向多种群体的综合体。因而，很难说某个特定群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具有某种独特特质的，可以代表微信育儿群的典型沟通情境和存在状态。故本研究的线上观察覆盖了多个不同特征、不同功能和不同成员群体的微信育儿社群。观察的内容包括社群内文字、图片、视频、表情包、链接等多种形式的聊天文本及日常互动模式，重点观察群成员的情感表达和在线情感体验，尤其关注焦虑相关的情感交流。
辅助在线观察的线下访谈于上述追踪观察期内同步展开。共有86位微信育儿群的使用者通过线下面对面或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接受访谈，访谈时长为40分钟至2小时不等，平均时长约1小时。这些使用者均是0至6岁儿童的母亲，在其所属的育儿群中加入时间不低于六个月，日常生活地域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和杭州。这些访谈对象中，有七成来自上述在线观察的育儿群。虽然其余被访者所属育儿群并不是本研究在线观察的对象，但这些使用者都是所属群的活跃参与者，他们在微信社群中的沟通实践和情感体验也可能助力本研究有关群体情感传播的探索。
访谈的要点主要包括，在微信育儿群中的日常传播实践，如主动参与的经历、潜水的体验、群中求助的经历等；对微信育儿群的社群认知，如群体互动的情感氛围和情感基调；与微信育儿群的情感勾连，如所在育儿群对个人生活的嵌入程度；群中的情感互动，如群成员的情感互诉场景；育儿生活中的情感状态和焦虑体验，如母亲的身份认知、育儿焦虑的心理细节等；微信群互动中的焦虑体验，如来自群中他者的压力、群体比较的压力等。
三、社会比较与主体性焦虑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个体焦虑主要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低控制感、负面自我评价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威胁。[40]而主体的确定感、控制感、自我评价和对未来危机的感知，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特质，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催化和建构。微信群所提供的群体共享场景，稳定地提供了个体寻求自我验证的环境线索，可能重构人们的主体性情感反应。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主张[41]，人们的自我验证主要基于与环境中所提供的他人信息的比较，进而产生认知、行为和情感后果。
建立在社会比较机制之上的本体论安全感的塑造，是移动互联网领域所观察到的人类情感活动的重要方面。[42]微信群的群体沟通情境可能给个体社会比较带来持续的技术推动力，而群体环境下的社会比较压力则可能带来最直接的主体焦虑。社会比较让个体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正面经历，低估他人的负面经历，从而引发情感压力。
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给人们的正面自我展示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技术可供性[43]，尤其给上行自我比较提供了舞台，让人们可以与那些“看似优越”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44]。上行社会比较，从本质上讲是判断性的、评价性的。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将比较对象视为竞争者，进而衡量自己的表现或成就是优于还是低于比较对象。[45]较多研究发现，个体倾向于上行社会比较时，会引发焦虑、抑郁、冲突等负面情感[46][47]；而社交媒体的浸入更会助长判断性的、带有竞争性质的社会比较，进而导致各类负面后果，包括自我否定、负面情感的产生、焦虑的诱发等[48][49]。
微信育儿群好似一个充满了各类锚点的社会比较库，通过创造松散连接，育儿群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将现实中可能陌生的一群母亲集合在固定场域内。群聊的技术特质和互动场景下，关于与何人比较、与何种生活方式比较，人们的想象空间被拓展，从而也面临更明确的上行社会比较压力。多数群成员或背景相似，或地缘相似，或有相同诉求，这些构成了比较的可能性，使得群成员很容易找到锚点。
群成员的日常互动中包含大量的积极自我呈现和正面自我表露，群成员从外貌、能力、成就、学识、关系网络到育儿知识、生活品味、消费水平等各个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展现自我的优越性。而微信群的技术特质可以包容各种形式的自我呈现，从文字书写、图片视频分享到超链接、地理位置共享等，技术的包容性使群成员社会比较的参照角度变得立体又具体。
一方面，微信群日常互动涵盖的话题范围广，从个体体验、知识分享到牢骚吐槽、购物信息，别人的生活在群体传播的情境中被直接呈现在个体面前，提供了育儿问题上最立体和直观的比较场景。例如，群B多次倡导“虎妈猫爸”论，围绕高参与度的育儿宗旨，主张尽早介入、主动引导、全面规划，强调育儿过程中规则感的建立。这种强势的群文化体现在信息的甄选和分享、日常交流的模式等多种互动实践，如频繁的教育提升类信息的推送、育儿优秀案例的分享等，给群成员造成无形的比较压力。有群B成员自称“猫妈鸡娃”；“我这只焦虑的中年老猫妈被你们这些虎妈妈们吓到了”。
当被问及“你会和群里的妈妈们作比较吗”，大部分访谈对象都表示曾有过比较行为，且与他人的比较会引发焦虑等负面情绪。如：
“比较是常态，不比较反而是反常的” （访谈对象编号25，来自群L）；“生活在一群优秀的母亲中，自我被放到了最低处”（访谈对象编号20，来自群J）。
“看群就等于你看到了别人养育的点滴，还看到了别人掌握的知识的广度，还看到了别人买东西的强度，这些方方面面都是压力，不看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入群就是扑面而来。你看到别人孩子是几岁开始走路几岁开始说话几岁开始认字的，看到别人妈妈是怎么学教育心理学的，怎么精挑细选孩子的东西的，再看看自己过的这个样子，失落，焦虑。”（访谈对象编号19，来自群G）
另一方面，微信群则让社会比较不再是空洞和概念化的，成为可以落实到具体维度的比对和参照。群H曾发起一项接龙活动“晒娃的多种姿势”，鼓励群成员分享育儿中的生活点滴。群成员相继发布了形式和角度不尽相同的内容。后陆续有群成员称：
“优秀的母亲太多了，牛娃太多了，请不要再刺激我家鸡娃了”；“请停止打着晒娃旗号的炫富，我等屁民无福消受”；“晒娃是假，攀比是真，万恶微信，退群为证”；“换着姿势晒娃不如脚踏实地生活，这轮精神刺激来的太猛烈，还是及时收手吧”。
群I一位成员曾发图称“为孩子购置的英文绘本装了一面墙，已经半年了还没读完，求支招”，随即引发群内大量讨论。有成员称：
“这不是真正的求助帖，明明是炫耀帖”；“你的重点到底是你钱多够买一面墙的书，还是你娃牛每天都读英文啊”；“看到你的光环我想弱弱的退群”；“请问群里其他宝妈，一面墙的绘本且是英文且坚持读了半年，这是你们的常态吗”；“你家那面墙还有空间吗？借我面壁思个过”；“你的勤奋光荣衬托出了我的懒惰，last time I checked，我还是娃他妈”。
群内的互动情境因此刺激了上行自我比较，群成员因自我感知的社会阶层面临降格而产生焦虑情绪：
“我感觉起码自己也算中产吧，哪怕是刚刚够上中产的边儿？但起码不是最底层吧。可是我每次去这个妈妈群随便一逛，那都是什么欧洲夏令营啊、迪拜亲子行啊、全英幼儿园啊、限量母婴套装啊，无论哪条拎出来，都好像是在提醒我：你不是中产，你很穷，你还在脱贫阶段，你甚至还没达到温饱……没有哪个群是不给人压力的。”（访谈对象编号39，来自群R）
再次，微信群作为相对封闭的、结构化的媒介情境，其所属群成员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开放的网络社群，比如论坛、微博等，有很大不同。群成员的互动对象是一群明确的社群个体，且未来成员间会发生可预期的沟通。因而来自微信群的锚点，更容易被个体接纳和信任，成为社会比较中的显著参照对象，进而引发深刻的主体焦虑：
“群的杀伤力和别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因为网上随便什么地方看到的随便一个人说她孩子怎样怎样，我就产生什么情绪。可是群里妈妈讨论自己孩子掌握了什么新技能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拿着跟自己孩子比，然后会觉得是我自己的责任，会觉得主要问题是我这个妈妈没有别人妈妈优秀。”（访谈对象编号61，来自群U）
“群里大家经常讨论谁谁谁的孩子有多么优秀，哪哪哪的孩子像神童，天天都是分享怎样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样子。这个是群里的独特现象，我从来没有在现实中遭遇这么密集的关于怎么养好孩子的信息轰炸。”（访谈对象编号69，来自群O）
另外，微信群中的知识假象和信息过载也是促使群成员进行社会比较的重要动因。当育儿知识不是以网页链接等第三方口吻，而是以群成员个体经验的名义进行二次传播，再通过微信群这种特殊的社交和连接方式进行信任感的放大后，处于微信群中的个体可能产生一种知识丰富和信息充载的假想。
信息过载让个体产生一种“我掌握了丰富知识”的假想。但信息分享也给其它成员造成一种“别人知识很丰富而我知识很贫乏”的压力。微信群中的育儿信息以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式呈现在日常交流中，成为群成员衡量自身信息充分程度的重要参考：
“我看的越多就越觉得焦虑，好像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另一方面是那些善于分享的妈妈们，她们好似有三头六臂，感觉八面玲珑，别人不管问什么她都有可以分享的东西，而我这个妈妈却大部分时候都无话可说。”（访谈对象编号42，来自群F）
当被问及如何总体评价自己所在的育儿群中的日常交流时，多位访谈对象认为，育儿群是：
“别人的故事”（访谈对象编号29，来自群H）；“偶尔治愈，常常吐槽，总是焦虑”（访谈对象编号80， 来自群T）；“少数人从群里获得了安全感，多数人收获的是无穷的焦虑”（访谈对象编号4，来自群C）；“表面上的热闹，实质上就是看热闹”（访谈对象编号33，来自群J）；“要么是围观别人的焦虑，要么是自己的焦虑被别人围观，无论哪种情况，焦虑都在循环放大”（访谈对象编号46，来自群N）。
微信群丰富的技术可供性，通过拓展个体的交往范围而给给上行社会比较提供了突破个体经验拘囿的丰富锚点，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和来自多个叙事主体的自我呈现给社会比较提供了具象化的参照角度，使得个体的社会比较变得无处不在且立体直观。媒介技术可供性因而通过刺激社会比较而建构和强化了传播场景中的主体性焦虑。
四、情感氛围与习得性焦虑
当焦虑成为一种个体情绪状态后，微信群的传播特质会促成群体成员对于个体体验和情绪状态的分享与共享。主体焦虑可能嵌入微信群的日常沟通并通过技术特质的不同侧面得以强化，进而形成某种特定的群体情感氛围，群成员之间形成情感共振和感染，最终大部分群体成员获取习得性焦虑，群体焦虑因而得以形成和固化。
情感氛围的概念最初由德·里韦拉提出。[50]他认为，情感氛围由社会成员建构，是一个社会中一定情境下个体成员认为多数人会有的感受。在群体传播场景下，个体情绪可持续感染、复制和传递给他人，进而成为弥散在某一特定情境、空间、场域或时段的群体状态。情绪传染可使群体中的个体情绪迅速趋同，从而导致群体情感基调的建立和变迁。
情感氛围是客观存在与主观体验共构的结果，既是超越个体主观性、回归集体层面的情感实体，也是以个体情感体验为前提、以个体主观感知为基础的集合表征。[51]情感氛围可通过特定的集体体验产生，也可通过人们在特定沟通情境中的言行来建构[52]，例如个体感受的抒发、抱怨等，这些具体的情感体验进而在特定空间中互相影响，最终建构某种特定的情感交流模式和集体情感氛围[53]。
首先，微信群聊为低成本的情感书写提供了兼容性、开放性的空间，群成员得以进入数场传播成本和体验代价都较低廉的情感旅程。微信群允许情感站队，成员会用“焦虑+1”或表情包等简化的表达方式，而无需严肃意义上的书写，是非常低成本的情感扩散。群D成员常自称“焦虑的老母亲”，向群成员求助或咨询时，也多以“焦虑的老母亲们”指代整体群成员，群体成员因而共享了某种情感化的身份标签。群F的群主曾在多次以“今天你焦虑了吗？”为由头发起群内互动，群成员则发展出“焦虑如我”“焦虑如昨”“外焦里嫩”“比谁都焦”等戏谑式回复，在后来的群内讨论中常被不同的群成员频繁引用，成为互动场景中情绪唤醒的文本标签。
育儿群具备特定目标功能和多重应用场景，不断暗示育儿是一场特殊使命和人生历程，逐渐形成可吐槽、可购物、可寒暄、可社交、可分享资源、可交流知识的具备实体功能的在线社群。这使得群成员虽“身体不在场”，但可融入的场景极多。而群中的日常互动可容纳几乎一切现有的传播方式，图片、视频、第三方链接等，可将琐碎的生活场景实时呈现，让群成员随时做好情绪启动的准备：
“现在不只是要面对孩子的时候才觉得焦虑，而是无处不在的焦虑。上班的时候，我可能看了一眼群，全职妈妈们在焦虑地讨论一个话题，连带着我也跟着着急。逛商场的时候，一看群里在讨论给孩子买什么的问题，又是焦虑。这个群像影子一样，除非退群，不然焦虑也是如影随形。”（访谈对象编号53，来自群R）
群体焦虑在一系列个体焦虑被唤醒的沟通场景中逐步累加。焦虑的传播被嵌入到具体沟通实践中，因而变得微观且具象。这些互动特质使共同情绪的建构和传播更易实现：
“我本来感觉没那么焦虑，但是群里会有代入感，一进群你看都是让人很焦虑的内容，每天都是很焦虑的讨论，这种氛围我很难抽离。你很难控制不受环境和氛围的影响。”（访谈对象编号48，来自群Q）
其次，微信群的建立规则结合了“强关联”与“弱关联”的结合。一方面，微信群的加入是引荐制的，需要由既有成员“拉”，群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微信好友圈基础上的次生关系网络，因而继承了微信好友的“强关联”特质。另一方面，“拉”进群的权限又通常是开放的，每位群成员都拥有扩展群规模的权限，新加入者来自不同群成员的社交圈，与既有成员可能全无交集，形成典型的“弱关联”。从半开放的可供性角度看，微信群的互动既不同于大部分在线虚拟社群的完全开放，也不同于私人微信好友圈的封闭。
虽然多数育儿微信群是基于地缘或其它典型共同特征的，其互动具有“强关联”的特征，但如社会展演理论所示，微信群的交流又具有小部分人参与、大部分人潜水的“弱关联”特质。这种强弱并存的特征使得微信群既能发挥“强关联”社交网络的“熟人”圈子特性，又能综合“弱连接”可提供差异化资源和多样化信息等的优势。日常而又私密的负面情感，因而在介于熟人圈和生人圈之间的微信群中找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空间和最佳的传播场域。熟人圈，使得负面情感极易找到共鸣。生人圈，使得负面情绪的宣泄不必背负人际交往的负担和线下遭遇的尴尬。微信群集合强关联和弱关联的技术可供性，放大了负面情感的能见度和流动性。而流动性即是可传播性。微信群因而可助力负面情感氛围的建构与传播：
“群里的讨论还是负面的东西居多，比如吐槽和抱怨，比如焦虑和烦躁。一来，群里一般有几个熟人，一发起话题还能说到一块儿去，二来，又不完全是熟人，大部分人和我在生活里没有什么交集，那吐槽可以猛烈些，不用担心后果。所以慢慢地群里的负面情绪就比较多。”（访谈对象编号56，来自群T）
再次，微信群以手机为主要介质，以短对话和口语为主要交流形式，不同于微博、网络日志等社交媒体的长篇叙事可供性，微信群的技术可供性偏好情感化的个体叙事而非泛化的公共叙事。如同过往研究所指，微信群存在对公共性进行消解的重要现象，由普遍化、同质化的宏大叙事转向生活化的微小叙事，呈现出全新的话语叙事逻辑。[54]育儿微信群中虽也有公共事件的讨论，但存在强烈的私人化、个体化转向，群成员往往迅速将话题引向个体本身，以个体经验叙事的方式展开讨论。
在微信群中讨论公共事件，一般以当下热点新闻事件为依托，为公共事件中的个体情绪提供了出口，对个体情绪的放大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新闻的公共性。群成员基于个体经历的日常化解读通常直接作用于其他群成员的情感建构。例如，群C曾讨论问题疫苗事件，群B曾就某城市幼儿园儿童遭遇人身伤害展开讨论，发言中有各类情绪话语和表情包，如愤怒、紧张、担心、忧虑等。成员随后陆续在群中展示了自家儿童的预防接种记录、就读学校的安全防范措施、校园安全通报记录等，成为一场高情感浓度的交流体验：
“微信群的分享跟看新闻不一样，新闻里的人是陌生人，微信群里的妈妈虽然不一定认识，但是在群里你看到她的头像、看到她一条一条冒出来的发言，觉得很真实，就像在身边一样，你不会觉得是谣言。所以那种恐慌不是看着电视想象出来，而是感觉就在身边，有细节，有真相，让你不得不焦虑，虽然这个事情不一定跟你直接相关，不一定直接发生在你身边。”（访谈对象编号30，来自群K）
另外，微信群聊的个体叙事带来了育儿过程中的身份预演、间接体验和情感预热，这也是育儿由核心家庭情境转向媒体化、社群化的必然后果。由于微信群中充斥的自我展示和表露，使得育儿这件事情可以被提前体验，不再是父母的专属，而扩展到准父母也可提前预热；不再局限于个体经验，还可从他者的叙事中获取间接体验。提前体验和间接体验，使得一部分未经历某种现实情境的母亲拥有了体验他人育儿生活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现实的尺度。现实由此变成了多维度的，不需要直接经历的，可以想象的。
身份预演和间接体验，也让微信群中众多身临其境的、作为观众的个体，对尚未到来的或尚未亲历的育儿世界产生了情绪性恐惧。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是焦虑的主要来源。对于过去的所失，人们表现出抑郁；对于未来的威胁，人们则表现出焦虑。在新媒体技术促使下的过度暴露正使一些主体此前并未曾亲身经历的事情变成了焦虑的来源，持续唤起紧张感、不适感和恐惧感。[55]微信育儿群将未来的威胁事件提前和预热，压缩了育儿体验的时空距离，让客观上较远时间的威胁事件变成主观所感知的较近时间的焦虑现实，比如所谓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论：
“我觉得群里大部分人都是传说中的‘海淀妈妈’，群里常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群里那时讨论幼儿园挑选和提前搬家落户、提前报名占位的事情，说你现在不操心这个事，未来等你想操心这个事的时候，就没机会了，好的都抢完了。那个时候我宝宝才三个月，但我却觉得群里这个讨论离我很近，就像是明天就要发生的。”（访谈对象编号78，来自群S）
“每当我吐槽职场妈妈的育儿辛苦，群里马上一股脑儿冲出那么多人接二连三的吐槽，大家自称吐槽小分队。虽然有时候别人叙述的那些事情我并没有经历过，可听上去却好像自己经历了似的，或者未来会经历。”（访谈对象编号16，来自群F）
研究发现，虽然面对焦虑的能力不是习得的，但是焦虑量与焦虑形式则是在社会环境和群体环境中学习得来的。[56]例如，由负面情感表达而导致的家庭负面情感氛围，会促使家庭成员焦虑感的产生。[57]个体情绪首先为群体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调。微信群丰富的可供性进而促进了群体暗示性情感氛围的酝酿和建构。在情感氛围的感染下，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会进入一种群体情绪的准备状态，在情感共振的基础上逐渐习得焦虑情绪。焦虑因而得以成为一种群体心态被大多数群体成员所共享。
总的看来，微信群多个面向的技术可供性为群成员提供了具体而又共通的情感体验。群成员在群体情感基调的潜移默化下逐渐习得了焦虑情绪，暗示性的情感氛围也随着群体沟通的扩张而持续弥散。微信群低成本的情感扩散特征和个体叙事特质，以及琐碎生活场景在日常互动中的深刻嵌入，使得群成员的情绪启动阈值长期处在低位。而其兼具强关联和弱关联的社交特质，放大了负面情感的能见度和流动性，群体性焦虑因而在微信群场域中得以建构和传播。
五、结论与讨论
传播技术正成为群体心态建构和扩散的隐性强动因。微信群是窥视传播技术如何影响群体心态的一个窗口。研究发现回应了焦虑的技术建构特质，微信群的互动场景和群聊的技术可供性放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育儿的自我可控性，引导个体在广泛的、具象的上行社会比较中形成主体焦虑，并通过群体共享体验为负面情感的传播提供场域基础，进而在暗示性群体情感氛围的作用下推动焦虑的群体性扩散。焦虑因而从个体水平弥散为群体心态。
焦虑具有信息性和情感性的双重属性，对焦虑的知识性建构和情绪性建构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前者是源于知识、信息、资源等的客观缺乏和主观认知而导致的焦虑。微信群带来的信息过载与知识假象之间面临传播的结构张力。来自传播情境的知识体系构建缺乏本质基础，时刻面临实践的检验和挑战。而信息过载又放大了个体主观知识水平的假想，与客观的知识匮乏之间张力凸显。后者是源于社会比较的锚效应以及基于沟通的负面情绪放大效应而导致的情绪性焦虑。在线的、持续的关系联结一旦被现实景象所挑战，在经历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后，个体可能面临强烈的心理落差，产生主体焦虑。微信群通过空间的聚合实现情感的聚合，将群体焦虑的信息属性和情感属性在虚拟空间的群体互动情境下进行传播放大。群体焦虑由此成为群成员共享现实的重要表征结果。
共享现实性指个体与他人关于世界内在状态的共同性的体验。[58]微信群创造了共享现实的空间基础和话语基础。一方面，微信群提供了共同的沟通空间，这种空间虽非地理意义上的“place”，但在社交网络中构成类空间的存在场域，使得群体成员获得了就特定域的话题在固定场域进行在线交流并可打破实际地理空间限制的机会。另一方面，微信群提供了共享的话语基础，虽然群体成员间可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都是围绕既定话题范围如育儿，类似建立在共同爱好和兴趣基础上的其它形态的虚拟社群。共同的话语基础让群成员的共享现实中具备了情感沟通的可能，逐渐形成共同信念和共同情绪。
按照社会心态领域的学者杨宜音的阐述[59]，实现共享的现实性需首先保证个体能够主观知觉到与他人内在状态的共同性，也就是需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内在状态包括信念、判断、情感、规则、标准等。微信群给共享这些内在状态提供了传播场域。育儿类微信群中的典型交流与互动，涵盖了从育儿观念到操作细节等多个方面，这些交流使得群成员间更容易拥有相似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也就为群体情绪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不仅强调行动个体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微信群作为共同体空间，还给了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一种相似的体验感和共同的愉悦感，“在嬉笑游戏的社会交往中与别人同在一起”[60]。一旦产生与他人内在状态建立联系的成功体验，共享现实便可能引发共同的情感体验。微信群的互动场景能将共同体验适时放大，成为其他未即刻加入互动、当时“不在场”的群成员也可知觉、感受和共鸣的某种体验时刻。在这种群体传播情境下，育儿因此变成了一场成员们集体共享的焦虑体验。
文中所研究的“宝妈”，大多来自典型的中产家庭。中产的阶级特征和群体心态，是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特殊时期的生动写照。其背后所反映的人与技术的互动，既有很强的故事性，也有深刻的理论性。但典型的阶级标签也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可能无法勾勒当下中国其他群体阶层的心态特征以及微信社群对这些群体的心态建构的影响。未来研究可拓展对象人群，涵盖更多异质化群体。
版式编辑 /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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